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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陷家暴漩渦中的女性,為什么不離開?
    2021-02-09來源:鳳凰網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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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2月6日,一篇題為《另一個“拉姆”》的文章備受熱議,在文中馬某敘述了自己長期遭受家庭暴力的經歷,隨后其丈夫回應并否認了關于長期家暴和出軌的事實,只承認動手打過馬某一次。青海省婦聯與公安機關已介入調查,但由于馬某未曾在受暴時報警求救,證明其遭受家庭暴力的直接證據有限,現階段只有朋友們的證言。

           對于馬某的事件,有幾個問題值得我們探討。

           1 誰的陳述更可信?

           當施暴者與受暴者各執一詞時,誰的陳述更可信?當施暴者否認受暴者關于暴力行為的陳述時,有三個維度需要進行考量以確定各自陳述的可信度:分別是受暴者是否有說謊的動機、是否有其他信息的佐證、施暴者的陳述是否與基本事實相悖。

           關于受暴者說謊的動機:

           首先,馬某寫下此篇文章的目的是為了向債主說明自身情況,給債主一個解釋,本意并不是博得輿論關注與同情,且在長期暴力的關系中,至今只有這一篇文章為自己發聲,不具備構陷、詆毀施暴者的動機。其次,從這篇自述的文字和過往媒體報道中,都能感受到她對于那片土地無悔的深愛,然而懷著如此深愛依然選擇帶著三個未成年的孩子離開那片土地,這其中必然包含著太多無法明說的傷與痛,側面印證受到家庭暴力的事實;再者,馬某至今都沒有選擇離婚,這說明她對這段感情仍抱有一絲希望,通過這篇文章構陷施暴者的可能性極低。綜合以上三點,馬某構陷其丈夫的動機并不明確。

           是否有其他信息的佐證:

           馬某在受暴時未曾報警求救,但的確有向朋友求助并在朋友家中避難休養,朋友也看到了傷痕與血跡,因此雖沒有直接證據,但是朋友的證言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證了家庭暴力的實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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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某和謝某某

           施暴者的陳述是否與基本事實相悖:

           在采訪視頻中,施暴者謝某回應道:(馬某)眼球血腫,是兩人大兒子滿月之時,在去醫院檢查的途中出了車禍,眼睛撞壞了,老大腦子撞到了,智力殘疾了。然而根據馬某自述,造成眼球血腫的家庭暴力事件發生在第三個孩子的孕期,即2015年;造成大兒子右腦錯裂傷的車禍發生在2011年,這些事件都有馬某的朋友可以作證,也可以根據醫院的診療記錄進行驗證。不僅如此,施暴者謝某在采訪中也沒有針對馬某為什么帶著三個孩子決絕離開這么多年給出合理的解釋,這些都說明施暴者謝某的陳述極為可疑。

           我帶著渾身的傷,暈暈乎乎地到了西寧,青海人民醫院,檢查是眼球血腫,眉骨骨折。醫生需要給眼珠上注射藥物,同時吃含有大量激素的藥物治療眼睛,孕婦禁服,也就是這時候,我才發現自己有了老三。

           因此當施暴者對此予以否認時,結合家庭暴力發生在私密空間以至于缺少目擊證人的特殊性,應當認為受暴者的陳述可信度更高。

           2 應考慮家庭暴力事件的特殊性

           在民事訴訟中,法院的判定除了依靠現有法律之外,法官的自由心證也發揮一定的作用,那么在對于家庭暴力的證據認定時,面對直接證據不足時,也應充分考慮到家庭暴力發生的特殊性。

           首先,家庭暴力發生在私密空間,隱蔽性強,有目擊證人或提供現場照片、視頻證據的困難極高;其次,家庭暴力的本質是權力控制,當受暴者處在施暴者的權力控制之下,主動求救以鎖定證據的可能性也很低,且馬某還有三個未成年子女,作為母親,孩子也是其做決定時牽絆的重要因素?,F有數據顯示,平均每個受暴者受暴35次時才會選擇求救,但是之前沒有求救并不代表之前家庭暴力沒有發生,因此對于家庭暴力證據的認定應考慮其特殊性與現有研究證據來做最終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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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踐中,我們還發現,縱然家庭暴力沒有特定人群,但是家庭暴力的確存在可能的誘發因素,如:酗酒、賭博、閃婚等,馬某與謝某相識47天后結婚,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婚后發生家庭暴力的風險。

           馬某作為資深媒體人,在2016年3月我國《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實施之后,依然深陷家庭暴力的困境,這一方面印證了家庭暴力的受暴者與施暴者沒有特定人群,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受暴者或施暴者;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社會支持有限的情況下,受暴者擺脫一段暴力關系的艱難,家庭暴力帶來的不止是身體傷害,更嚴重的是精神打擊,對一個人自信的摧毀。正如自敘中寫道:最崩潰的,來自心,來自信念的崩塌。

           3 她為什么不離開?

           “她為什么不離開?”,這是大多數讀者最常提出也最不解的問題,邁阿密大學法學院Martha Mahoney教授指出,這個問題的提出背后隱含著三重假設:

           ?受暴者的離開是脫離暴力關系的恰當選擇

           ?幫助受暴者成功離開的責任人只是受暴者自己

           ?只要受暴者愿意,她就可以成功離開

           理解“她為什么不離開”,我們需要審視離開是否等同于成功脫離了暴力關系,受暴者當下還面臨著哪些危險和威脅?Martha Mahoney教授還強調,事實上,受暴者想要離開的嘗試反而使其受到的暴力升級,并上升到死亡威脅。受暴婦女綜合癥的要素之一是受暴者的習得性無助,這種無助不僅弱化了自己的能力,讓自己變得自卑,覺得自己沒有能力離開也離不開施暴者,同時還可能強化對方的能力,認為自己做諸多努力都無濟于事。

           我始終沒有能力帶走孩子,孩子的父親也多次威脅,在微信上寫:“讓我們一起死吧。”“把孩子全部吊死吧,讓我們一起死在草原上吧!”

           其次,從階段變化模型中,也許我們可以看出,當受暴者下決心是否離開一段暴力關系時,不僅僅是“離開”與“不離開”二元選擇,而是一種動態變化的心理掙扎,這種掙扎通常會經歷六個階段:前預期階段(precontemplation),預期階段(contemplation),準備階段(preparation),行動階段(action),維持階段(maintenance),終極階段(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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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六個階段不是線性依次發生的,由于種種阻力,受暴者隨時會回到任一階段或終止計劃。

           那么,導致受暴者沒有成功離開的阻力是什么?受暴婦女綜合癥的另一要素是:暴力循環三階段,這包括緊張關系形成階段,緊張關系逐漸升級,施暴者表現出敵意;爆發階段,發生嚴重毆打事件,施暴者爆發出無法控制的過度憤怒;悔過階段(蜜月期),施暴者表示悔過和歉意并承諾暴力不會再發生。蜜月期之后,不滿情緒逐漸積贊至爆發、道歉、再積贊、更嚴重地爆發、更甜蜜的道歉,如此循環。施暴者在蜜月期表現出的懺悔和承諾會帶給受暴者希望,這種希望會阻止受暴者放棄離開,但是暴力不會終止,只會升級。

           我總是愿意相信,相信一切會結束,相信人會改變,相信前面的路。

           4 我們可以有所作為

           馬某的事件并不是個案,在面對這類事件中,我們應該用怎么樣的表情來面對,怎樣的幫助才有效?零容忍是態度,非批判是原則,尊重當事人的真實意愿不為其做選擇,這也是《反家暴法》中體現的價值觀“反家庭暴力工作應當尊重受害人真實意愿,保護當事人隱私”,但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有所作為:

           (一)破除“家暴=家丑”的污名

           離開暴力關系的前提是承認家庭暴力的發生,在將家暴等同于家丑的文化中,承認被家暴需要勇氣。在曾經親手編織的愛情童話里承認家暴的發生,是對于自己過往一段人生的否定,是自己做了錯誤選擇的證明,不僅如此,還有受暴者的孩子可能因為父母的暴力關系而遭到歧視,這些被建構的文化,都是馬某選擇離開時要面對的阻力。破除家暴=家丑的污名,大眾對于受暴者的苛責轉移至施暴者,這些都會鼓勵那些成千上萬沉默的“馬某”說出自己的故事,離開暴力的關系。

           (二)深入人心的公眾教育

           由馬某的事件可以看出,不論文化背景和社會層次,個體面對家庭暴力時的應對方法是有限的,是不夠的。遭受家庭暴力時向誰求助,婦聯、公安、醫院和社工組織分別能為自己做什么,認定家庭暴力哪些證據才有效,如何固定證據等等,這些通過公眾教育應成為大眾的常識,而不是專業人員才具備的知識。除此之外,公眾教育的作用不僅是傳播信息,更在于提高潛在受暴者的意識,幫助其識別現階段自己經歷的親密關系是否存在暴力行為,意識到暴力的發生是正確應對暴力的第一步。

           (三)公權力機關的及時介入

    進行深入人心的公眾教育基礎是對于大眾對于公權力機關的信任,這種信任來自公權力機關處理和介入家庭暴力的及時性。但在實踐中,也常能聽到“報警也不奏效”的言論,但即使這樣,公權力機關如公安和婦聯仍是最有震懾力的存在,因此別放棄報警的念頭,報警不僅是為了制止當下的暴力,更是為了鎖定證據。面對當下介入工作的不盡人意,每一位報警者都可以影響并幫助其工作更加完善,如在做筆錄時,強制要求警察寫上家庭暴力發生的過程,這些出警記錄不僅是有力證據,也是幫助其工作規范化的過程。

           (四)全社會參與社會支持網絡的構建

           依靠個別機構或組織介入家庭暴力的效力不強,相反,介入家庭暴力應是全社會參與社會支持網絡的構建,不僅是公權力機關,社工機構和醫療系統都應參與進來,如庇護所的建立與專業服務的提供,“她為什么不離開”的延伸問題也許是“她離開之后去哪里”,那么庇護所的搭建與完善就至關重要?,F階段庇護所大多依附于社會救助站開展工作,但是兩者的本質應加以區分,社會救助的本質在于管理,權力關系依舊不平等,而庇護的本質在于服務,為受暴者提供的不僅是臨時居住的場所,而是一段集心理支持、法律援助和社工幫扶的全方位支持,幫助受暴者甚至是其子女順利過渡這一困境。然而,當下仍然存在受暴者無處可去與質量較高的庇護所使用率較低的矛盾,那么需要反思的是,相對質量較高的庇護所是否專業,是否真正回應了受暴者的需要,是否需要專業社工的參與幫助提高?再如,在醫療領域中,醫生除了出具診療記錄之外,同樣肩負著篩查潛在受暴者和實質受暴者的責任,當確定其受暴情況屬實時,應進行強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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